当歹徒的砍刀已经挥到你面前，法律却要求你先精确计算：该挡几刀？该砍哪里？这到底是，还是生死关头的数学考试？更讽刺的是，有人为救母亲刺伤辱母者被判无期，有人夺刀反杀却被认定无罪——正当防卫的界限股票配资链接，究竟是谁在画？
为什么明明是自己被欺负，反击时却可能变成罪犯？为什么同样的反抗行为，有的被判无罪，有的却要坐牢？“正当防卫”背后，是一场关于“人性和法律”的终极博弈。
先来说说轰动全国的于欢案。2017年，于欢母亲被讨债团伙极端侮辱，于欢持刀反击致一人死亡。一审法院判处于欢无期徒刑！理由是对方“没使用致命武器”。
说到这儿你是不是也想问：难道要等到母亲的性命受到威胁，才能动刀吗？
法律要求一个人在极度愤怒和恐惧中，还能像计算机一样精确判断“防卫限度”？这像不像要求一个被霸凌的人，先测量对方拳头的冲击力再决定怎么还手？
好在二审法院纠正了这个判决，改判五年。因为法院终于意识到：判断防卫是否过当，必须站在当事人的处境，不能开启“上帝视角”。
上世纪80年代有一个经典的“粪坑案”。一名妇女为反抗强奸，把歹徒推进粪坑，还用砖头阻止他爬上来。当时居然有法律专家质疑：“歹徒掉进粪坑时，不法侵害是否已经停止？”
试问这些专家：寒冬深夜，荒郊野外，一个弱女子面对壮汉，谁敢赌他爬上来后会乖乖离开？幸好，法律界后来达成共识：判断防卫必要性，必须代入当事人当时的处境。
但这个共识，在司法实践中却经常“走样”。比如2009年的邓玉娇案，法院认定她构成“故意伤害”却免于刑罚。这个“定罪免刑”的判决看似“和稀泥”，实则暴露了深层矛盾：如果法律认定她防卫过当，为什么又认为她不该受罚？这难道不是变相承认：民众的朴素正义观，有时候比法律条文更接近真相？
直到2018年，昆山龙哥案才真正扭转了局面。当刘某的砍刀脱手，于海明抢刀反击的那一刻，监控记录了一切。
这个案子最讽刺的是案发后，居然有法律专家在分析“龙哥身中几刀”“失血多少毫升”——把生死搏斗当成游戏数值计算，这不正是把法律变成了冷血数学吗？
法律到底该用“圣人标准”还是“凡人标准”来判断防卫？目前学界有两种观点：一种是“理性人标准”——要求你像机器人一样精确计算反击力度；另一种是“一般人标准”——设身处地考虑普通人在危急时刻会怎么做。
于欢案的二审改判，之所以成为里程碑，就是因为它旗帜鲜明地选择了后者。
山东省高院特别指出：判断防卫是否过当，要综合考虑当事人所处情境，不能从事后角度进行冷冰冰的技术分析。
但问题又来了：如果一个练过格斗的人，面对持刀歹徒时夺刀反杀，算不算防卫过当？难道只有弱者才配防卫，强者活该挨打？法律难道还要搞“能力歧视”吗？
更让人头疼的是，现在的犯罪分子越来越“懂法”了。讨债团伙不直接动手，而是用极端侮辱、跟踪骚扰等“软暴力”；黑社会不直接砍人，而是用言语威胁、聚众造势等手段游走在法律边缘。
这时候，受害者该怎么办？难道要等到对方动刀才能反抗？当法律无法及时保护我们时，是否应该给“私力救济”更大的空间？
德国刑法学家罗克辛说得好：正当防卫不仅是保护自己，更是对法治秩序的捍卫。当公权力保护不及时，公民的自救行为，其实是在帮法律维持尊严。
说了这么多，你可能最关心：万一我遇到危险，到底该怎么防卫才不犯法？最高检近年发布的指导案例已经释放明确信号：从昆山龙哥案到赵宇案，都体现了 “法不能向不法让步” 的司法理念。但要注意一个关键界限：法律鼓励的是有效防卫，不是报复行为。当不法侵害人已经失去侵害能力时，如果你继续攻击，就可能构成防卫过当。
比如，对方持刀砍你，你夺刀后他逃跑，你还追上去砍，这就可能过当了。但如果在搏斗过程中，你多刺了几刀，只要当时危险情境没有解除，就很可能不算过当。
从于欢案到昆山龙哥案，为什么每一个正当防卫案件都能引爆全网？因为我们在乎的，不仅仅是当事人的命运，更是：当有一天我们自己面对不公时，法律会不会站在我们这一边？
法律不应该要求一个人在生死关头，先通过“司法考试”才能自卫。真正的法治精神，不在于冰冷的法条，而在于：当普通人面对强权时，法律愿意弯下腰，听懂你的恐惧，肯定你的勇气。
法律不应该强人所难，而应该设身处地。它既要震慑作恶者，也要温柔接住每一个被迫反抗的普通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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